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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骄傲】是他,70年前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5-10-13 22:00:41    文字:【】【】【

原创2015-09-02大同日报传媒 大同日报 史涌涛

大同之子,签写中国历史高光时刻

——追访徐永昌将军与他的历史足迹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抗战的胜利,是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中国抵御外侮屡被压迫屈辱历史的终结,是中国重新走向民族复兴的发端。1945815日,日本宣布投降,92日,抗战胜利的中国,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与同盟国共同签字,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正式结束了《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欺凌。

那一刻,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高光时刻,是让屈辱百年的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那一天,代表中国签字受降的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

  徐永昌是谁?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与抗日战争中各大实力人物或者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相比,徐永昌是一位并不显山露水的将军,似乎除却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签字,他很少真正走到历史的前台。就是对还算喜欢历史的记者来说,长期以来,他也只是一个签名,或是一个人名,对他的生平、事迹、功业之了解近乎于无。就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记者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深入走访,一点点走近历史深处的徐永昌,探寻这位少时成长于大同的国民党一级上将的历史足迹。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徐永昌?

     201567日,大同大学历史系邀请李玺林来校为学生作《签写中国历史分界线的人——将军徐永昌》的讲座,备受学生欢迎,反响非常热烈。校方向学生介绍李玺林时说他是一名人文学者,而从大同一中走出去的李玺林却是典型的理工生,其毕业于北大化学系,曾任多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大中华区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玺林谦逊地说:在历史方面,我还需不断地补课。他说,2009年,他去夏威夷度假参观停泊在那里的密苏里号,在已改为历史博物馆的舰上展示的受降书上看到了徐永昌三个中国字,让他非常震撼,回去后他就开始有意识地研究这位他之前并不了解的历史人物,发现其竟是大同人,更增加了他的自豪感。随后的几年,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先后拜访在台湾及在国外的徐夫人及徐将军的几位子女,收集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和徐先生的旧物,成为研究徐永昌历史的一位专家。如今,他正倾注热情,致力推动在大同设立徐永昌纪念馆。

  谈到历史为何会选择徐永昌时,李玺林说:首先是因为他卓越的贡献,重要的还有被各方认可的人格,徐将军没有私心,他不是好战的军阀,他不是沽名的政客,他是军人只忠于国家,他担负政务只为了履行职责。在大同大学举行的讲座中,他则这样讲述: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受降,是因为名义上的级别高,抗战8年中,徐永昌是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直接对蒋介石负责,为全国各战区的抗战进行总参谋,名义上相当于中国战区军事指挥中的二号人物。其次,徐永昌资历老,他民国前就已经从军,而且是陆军大学毕业。第三,徐没有军阀背景,能被多方接受,比徐永昌资历更老、级别更高的还有冯玉祥、阎锡山等多人,但是这些人都有深厚的军阀背景。

  采访中,民俗文化学者赵佃玺对记者说,徐永昌在抗战中贡献是非常大的,抗战八年,作为军委会军令部长,负责整顿军队、情报分析、部署作战以及协调中央与地方军系的关系,很好地发挥了他思虑周密、谨慎行事的特点。

     20153月,《南方人物周刊》将徐永昌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挖掘,记者也认真拜读了李玺林推荐的《徐永昌传》、《徐永昌日记》、《徐永昌回忆录》等书,随着了解的深入,对这位曾经认知模糊的历史人物的敬意亦不断加深。徐永昌是一位律己甚严的将军,亦是一位中国传统的士人,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他的行事立身堪称君子;行伍多年,他有机会拥兵自重,培植自己的势力,但他很早就自解兵权,衷心爱国,不参与军阀派系;在抗战中,他又身居幕后,竭尽心力,贡献卓著。

  殊为难得的是,在民国时期国民党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背景中,徐永昌以一片诚谨之心游刃于各方之间,在夹缝中救国,以身上的士人之风赢得了各巨头的尊敬与欣赏。无论是立身还是治军,徐永昌都显得相当严正,在他的军队中,绝对禁赌、禁大烟、禁扰民。在军阀混战时,徐永昌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让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讯而敬。1931年至1936年,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厉行禁毒,并着力振兴山西的实业与教育,大兴职业教育,政声颇佳。1937年,徐永昌出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一起,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全力配合指挥前线抗战。就是在解放战争中,徐永昌也抱有反战情怀,一直未与解放军正面冲突,虽担任军政要职,但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宣布的国民党战犯中,却没有徐永昌的名字。

     194592日,代表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来受降签字,由军功卓著、士风儒雅、道德完善、各方认可的完人徐永昌担纲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实至名归。

徐永昌的大同岁月与大同情结

  大同是徐永昌的成长地。

     18871215日,徐永昌在山西崞县出生。在他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时,由于生计维艰,他的父亲决定迁到大同谋生,在鼓楼西街粮店作磨倌。其父徐庆是44岁得此麟儿,备加疼爱,但徐永昌幼时命运多舛,在他一岁时,其母赵氏病故,其父续弦寡妇张氏,张氏还带来与前夫所生二女一子,大哥、二姐改姓徐。徐永昌七岁入塾,读完四书,家中连遭变故。先是二姐病死,继而大哥做工坠城身亡,后大姐病死,继母经数度打击,在1900年夏天去世,不料到了当年10月,父亲也撒手归天,不到13岁的徐永昌成为了孤儿。

  但他的命运也在这一年发生重大转机。为了谋生,他在大同的一个车马店里打杂。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与光绪仓皇出走,于年底时来到大同。武卫左军的一个营底到大同护驾,这个队伍在徐永昌所在的车马店落脚,由于士兵都外出游玩,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喝茶水,徐永昌就为这位老先生泡茶服侍,殷勤奔走。徐椿龄看其重孝怜其身世,更喜其诚实勤谨,就带在身边执勤,走的时候将他带离了大同,并且带他进入军队。在清军中,徐永昌从挑水、打更这些军队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从武卫左军的随营学堂起步,直到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成为其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一步步从军中杂役到完成国内最高军事教育,徐永昌的经历亦可称之为勤奋学习改变命运的一个典范之例。

  徐永昌是一个重情感恩之人。其显达之后,将人生路上的第一个恩人徐椿龄老人接到北平养老。由于两人都姓徐,而且徐永昌侍奉徐椿龄如父,1930年徐椿龄去世时,北平、天津的报纸都报道徐主席(其时徐永昌任河北省主席)父亲去世,徐永昌知道后,也不作任何更正说明。

  徐永昌一直对大同抱有很深的感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兵要到大同镇压革命,他曾拒绝随军回家乡打仗。13岁他离开大同时,其埋葬父母的地方,在大同兴国寺的旁边。据书中记载,当时那里是一块义地,专门供穷苦人家埋葬尸体用,几与乱葬岗无异。后来,在徐永昌做了军长后,专程回大同重修父母的坟墓,当年走时他特别在父母坟前放置了深色石头,但却已找不到。于是,他说,葬在这里的都是同样与父母贫苦之人,而且大同还有很多贫苦之人像当年的我一样,我就把他们都当作父母的朋友与亲人。于是,他就将所有坟幕加以整修,并购买了旁边土地,扩充义地,树起了两根华表与一块长碑,作为公墓,以便贫民百姓埋葬亲属用。多年后,此义举一直被老大同人所传颂。据其日记载,抗战爆发前,徐将军率军路经大同,曾在大同稍事停留,并未惊扰地方。1949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迁台前夕,他受命前往绥远,归程时特命飞机飞临大同上空,盘旋三圈后方才离去。

     2012年夏,徐永昌的两个女儿专程回同祭祖,这是徐将军赴台后首次有人回同祭祖,但当年的义地已然无存,成为住宅区。徐将军的两个女儿只能在兴国寺的高台上以最传统的礼仪来祭奠先人。采访中,记者专程来到这里寻访历史遗迹,在城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记者见到一根雕饰庄重精美的石质华表立于院中,另一根则只剩下一个柱础,而徐将军当年立的的长碑已经不见。

  在李玺林的帮助下,记者与在国外的徐将军的小女儿徐元容取得联系,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她进行了采访。

  记者问她:徐将军是否常向孩子讲述194592日代表中国签字受降的故事,他是如何表达这一代表个人与国家的巨大荣誉使命的?徐女士回答:忠实职责始终贯穿于父亲的军事生涯,并最大程度地奉献和忠诚于他的祖国。我的父亲毕生都认为赋予他代表国家签署日本投降条约的使命是巨大荣誉。

  记者问:徐将军是否向您们讲述过在大同的童年岁月与经历。在他心中,大同以及大同往事是怎样的?徐女士答:我父亲喜欢谈论他在大同的童年。他回忆他在私塾学校的时光。在谈到他的家人和他的父亲时,他抱憾很多。作为一个孤儿,他没有办法为他的父母建个像样的坟墓;他只能选择一些彩色的石头,以标记坟墓的位置。他谈到了他多年以后回到大同,曾努力地寻找过祖坟上的这些彩色石头。从军多年,他常谈到忍受着困苦,因纯粹的努力和决心而获得的成就。徐女士还特别谈到父亲把他幼时缺失的爱给孩子们的慈父记忆:他喜欢简单的快乐,如在炎热夏天的下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或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能有温暖的炉火。他喜欢周日带上我们前往郊区,请农民为我们提供一个用草编织的笼子,里面有蟋蟀,而不是给我们购买昂贵的玩具。

  记者问道:您曾来过大同,谈谈对大同的感受,并对李玺林先生一直努力推动在大同开设徐永昌纪念馆,有怎样的期望和愿景?徐女士答道:我和姐姐前几年去了一趟大同,有美好的印象,众多的古代遗迹仍可见其昔日的辉煌,展现了卓越的历史文化,走访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体验。我们走访了父亲长大的街道,并想象着他作为一个孩子在那里成长和生活的年代。遗憾的是祖父母的墓地已无法找到。假如有条件,我们希望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给他尊重的父母一个体面的安葬。对于李玺林先生孜孜不倦致力于推动在大同建立徐永昌纪念馆,我们整个家庭表达诚挚的谢意。一个出身卑微而成长于此的大同人,顽强征服逆境,努力上进,成就了他献出生命去服务的国家。这个纪念馆将是对父亲的致敬,对大同,对历史,都是件有价值的事情。

大同,不应缺失一份重大历史记忆

  对于徐永昌这位值得大同人自豪的大同之子,大同人从未忘记。

  著名学者殷宪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2012年,他陪同徐将军的两位女儿在大同踏访,后又来到原大同博物馆参观,一位保安人员看到两位女士气宇不凡,就向殷先生询问,殷先生随口回答:是一位大同名人的后人。未料这位保安随口就说道:是徐永昌将军的家人吗?殷先生很吃惊,他完全没想到一位普通的保安居然会马上想到徐永昌。他说:可见徐永昌在大同人心目中是很有位置的。

  采访中,记者来到徐永昌幼年及少年时代生活的鼓楼西街寻访。据民俗学者赵佃玺说,根据徐永昌日记记载,他们居住的四合院房东姓樊,据此线索,他们几年前曾寻找到徐永昌当年生活的院落。但这里根据古城保护的整体规划,已重新修建。记者询问过往的市民,年轻人多是对徐永昌茫然不知,而上岁数的老大同人则对徐永昌像说一个老街坊般,能讲很多故事,言语中也多透露着自豪,特别是对当年他扩充义地为穷人作为义冢的举动大加褒赞。

  而李玺林一直希望以另一种方式让大同葆有对这位本乡先贤、大同之子的文化记忆。他从了解徐永昌的故事开始,就怀着极大的热情与使命感来推动徐永昌重归故里。他到台湾拜谒徐永昌墓,拜访徐永昌后人,收集各种徐永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受降的有关历史照片,收藏徐氏后人赠予他的徐永昌遗物等。前几年,他多次与大同市领导详谈,推动在大同古城原故居处或附近设立徐永昌纪念馆,他的想法是,徐永昌是大同名人,在名人效应的带动下,为大同古城增加一个文化旅游的去处,其不仅是对徐永昌个人的纪念,并因其代表中国签字受降的特殊历史身份,让人们缅怀历史,激发爱国情感,可以成为一个抗战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内一位知名画家了解他的想法后,表示愿将其创作的《密苏里号受降》巨幅油画按徐永昌肖像再创作一幅,并且提供给纪念馆在显著位置展示,徐永昌的家人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徐永昌的旧物与文稿资料等。采访中,李玺林对记者言语非常恳切地说:很多地方抢名人,甚至把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作为地方名人,而徐永昌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同历史人物,从文化意义、历史价值、名人效应等角度考量,在大同古城内建一个有内涵的纪念馆都是很有意义的。

  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723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扬眉雪耻日忧民爱国魂——“密苏里号舰上的受降与徐永昌其人其事》,作者陈琳的父亲当年曾是徐永昌将军的私人秘书,陈琳在文末如此评价:徐永昌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具有平民意识和开明思想,爱国爱民、倾向民主,他是一位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团结的局面,让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爱国者。这应当是对这位从大同走出去,签写历史时刻的时代英雄一个非常准确而公允的评价。

  漫长的采访结束后,记者的思绪似乎已置身于70年前在东京湾停泊的密苏里号上。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在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当记者请徐永昌对国人说几句话时,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而这番话在举国欢腾庆祝胜利之际似乎很不合时宜。而这恰体现了徐永昌既是将军又是士人的忧思与警醒。数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日本侵华,自前清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而这番话,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声犹在耳,宛若警钟告诉我们:怀抱强国梦的中国人,仍须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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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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